從障礙的社會建構觀省思我國特殊教育高考改革（2015年16期）

來源： 　作者：　 時間：2015-12-11

【作者】 張婷； 呂春苗；
【機構】 濟南大學教育與心理科學學院；
【摘要】 障礙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關于障礙解釋范式的演變與特殊教育的發展息息相關。障礙社會學的觀點不僅促使我們發展性地認識"障礙"的內涵,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特殊教育高考價值取向的全新視角。單招單考制度最初從普通高考中脫離出來,本意在于更好地保障障礙者平等地享有高等教育的權利,但由于忽視了障礙的社會文化意涵,其原初的功能并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其成為"制造障礙"的場域。為此,提出通用設計的理念,希望藉此彌補普通高考制度中的特殊教育功能缺失問題,也可達到提升特殊教育質量的目的。
【關鍵詞】 障礙； 社會建構； 特殊教育； 高考改革；
【正   文】本文摘自赤峰學院學報雜志2015年16期，本文整理發布

一、障礙的社會文化意涵
在高考制度改革的過程中，為避免“制造”更多所謂障礙的學生，為避免特殊教育高考淪為復制不平等的工具，障礙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反省“障礙”的歷史建構和社會意涵，他們甚至更為尖銳地指出，傳統生物醫學觀統領下的特殊教育、特殊需要本身就是一種障礙。從障礙的醫學模式到社會模式，不僅使得我們認識到“障礙”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而且不同的障礙理念取決于人類社會對障礙人士以及對人類自身生命過程的不同認識。
（一）從障礙的個人標簽化到普通人群的障礙常態化
傳統醫學模式認為障礙者在病理和生理上是“不完全”的，因損失了主流社會非障礙人士擁有的所謂“普遍”“常態”功能，使得障礙狀態成為不可改變的個人悲劇，有關障礙的議題處于社會議題的非主流狀態。障礙社會學者則相反，他們認為障礙是一種必然的社會常態，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障礙者群體中的一份子，障礙是一種普通的經歷。特殊教育之所以隱含著社會偏見和歧視，一是源于這種對障礙的非常態化認識，二是因為特殊教育的出發點發生了偏離，著重處理的是彌補身心障礙者的身心損傷，而不是發展他們的潛能和長處，不注重教導他們處理障礙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與他人互動，因此才導致特殊教育成為制造障礙的場所。
（二）從障礙的個人屬性到障礙的社會文化建構性
障礙者個體層面的身體損傷、障礙事實是傳統生物醫學模式關注的焦點，“長期以來人類對于殘疾的研究以心理、醫學為特點，關注殘疾的病理學根源、行為特點以及矯正補償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殘疾由個體生理、心理缺陷所致”。［1］此種障礙解釋范式從18世紀末特殊教育誕生，直至20世紀中期一直占統治地位。20世紀末興起的障礙社會模式更注重的是生理損傷后的社會性障礙，注重從社會層面來討論障礙者需求的外部社會限制問題。如果單純從醫學生物損傷角度考慮特殊教育，其運作只能是名義上為社會行為上“不正常”的人提供教育機會，學生一旦進入特殊教育體系便注定被污名化，“也就是說，忽略了障礙的社會文化面的結果，使得特殊教育機制成為將障礙學生社會化成障礙者的機制”。［2］這也是目前許多家長寧愿讓自己的孩子在普通學校“混”，也拒絕接受特殊教育的根本原因。障礙的社會文化建構觀則要求不僅對障礙者當前的功能水平和教育康復需求進行評估，還應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個別化支持服務，盡可能減少次級障礙的生成。由此可見，障礙者的教育不單純是教育問題，更需要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合作才能改善社會支持環境，提供解決障礙議題的根本策略。
（三）從被動的社會救助對象到主動的積極公民
雖然障礙人士在生理上與普通人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沒有好與壞、正常與不正常、完全與損失之分，而是一種多元文化的體現，障礙人士與非障礙人士之間是平等的共生關系。秉承著這種理念開展的特殊教育和康復服務關注的是，通過怎樣的形式和哪些具體的支持能夠改善和提升障礙者個體現有的功能水平，以使其享受到高品質生活，而不再著眼于個體的缺陷和不足。思維模式的轉變使得障礙者在面對自己，人們在面對障礙者時，態度都由消極轉向積極。這既有助于切實解決障礙者面臨的現實問題，又有助于改善社會對障礙者的認識和態度，更切合和諧社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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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自《赤峰學院學報》   本刊咨詢編輯QQ：110588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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